“宇宙飞船伦理”是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人民都是“‘宇宙飞船乘务员”这一前提出发的。她把“宇宙飞船伦理”看做是缩小消费、生殖活动、财产、战争方面的支出,保证公平分配的伦理。“宇宙飞船伦理”作为自发地制约行动的规范,反对给生产、生殖、消费、战争加上非自发性限制,“宇宙飞船地球号”是有限的封闭系统,在这一封闭系统中没有友爱则无法解决环境危机”这一认识的基础上,要求“改变人的行动”。
救生艇伦理是由G.哈丁(G. Harding)提出来的。他认为有限的地球只能养活有限的人口,穷国人口的增加引起了粮食问题与污染问题,破坏了地球的生态系。他把这种状况比喻为“共有地道德悲剧”。每个人都在为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而四处奔走,但是等待他们的却是一片废墟,共有地的自由给人带来了灾难。”其结果就是“共有的悲剧”的发生。把地球比做共有地的哈丁说:人类要想避免这一悲剧而继续生存,需要的不是“宇宙飞船伦理”而是“救生艇伦理”。只要还未诞生管理全世界所有人口的真正的世界政府,遵从‘宇宙飞船伦理’的我们就不可能以人的尊严生存下去。”因为,“’宇宙飞船伦理”〔等于“分配的伦理”)带来了“共有地的悲剧”。人类要想以人的尊严生存。就必须遵从“救生艇伦理”。这就是哈丁开出的救命药方。然而,能够乘坐救生艇的成员是有限的,所以哈丁认为富国的“救生艇”不应该去救穷国的下沉的“救生艇”以及那些坠入大海的穷人口哈丁探索的是栖牲穷国(发展中国家)的人民,让富国(发达国家)的人们生存下去的问题。这种“救生艇伦理”,按照夫列捷特的意见,由于根本没有考虑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生存权利以及将来人类后代的生存权利,所以是“反人类”的理论。大列捷特本人主张拯救地球环境危机的是“宇宙飞船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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